近代以来的中西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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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代以来的数次中西医之争，其中既有医学理念之争，也有中西医从业者之争，还夹杂、渗透着派系斗争，影响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
2月22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的通知》，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独特优势。也许有人会问，中医真有西医那样的疗效吗？长期以来，国人对于中西医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有人生病之后首选西医，有人倾向于信赖中医。而从百年前开始，中西医便经历了好几次碰撞交锋，连政府高官、学界名流、文化名人也被卷入其中。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近代以来的几次中西医之争。
无“西医”概念即无“中医”名词
医学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世界各国都有。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并无“中医”“西医”的概念。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来源于西方的医学被引入中国，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为了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区别，逐渐有了“中医”“西医”之别。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西式的医院、诊所、医师等逐渐形成规模，当时中国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西医成为一种风尚，鲁迅就是其中一员。
鲁迅在日本学习西医
民国以后，西医不仅凭着自身的疗效站稳了脚跟，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提倡西医、反对中医的思潮，进而引发了中西医之间的多次争斗。两者之争并非仅仅在医学领域，还扩散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几乎波及到整个社会。从这几次论争来看，西医凭借“科学”的身份标签取攻势，中医依靠“传统”的积淀持守势。
1912年中西医第一次正面碰撞
1912年，民国甫建，中西医就展开了一次正面碰撞和交锋。北洋政府急于展现与封建制度决裂与西方文明接轨的外部形象，全方位学习西方，医学自然也不例外。在欧美国家，不存在类似中医、西医之争，无先例可循，只有借鉴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在医学领域，日本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传统“汉医”医师继续执业，只准经过西医学习、培训且考试合格者才能执业，日本传统的“汉医”几乎被连根拔起。中日两国国情不同，北洋政府对中医的举措没有这么激进，而是采取了一种不支持、不鼓励、不提倡的“三不”政策，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在医科领域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只设立了医学（西医）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当年七月，北洋政府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正式颁布，其中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医学具体分为医学、药学两门，对中医只字未提。《学制》对外公布后，在中医界引发一片哗然，反对抗争之声不绝如缕，近代以来中西医第一次正面碰撞爆发了。
壬子癸丑学制示意图
全国各地中医界都有反对和抗议之声，最激烈的竟然是来自于当时西医最发达、最普及的上海。时任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发起联络全国19省中医药界人士代表组成请愿团，于1913年11月23日赴京请愿。在抵京后，请愿团将请愿书先交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汪氏不仅拒收而且此后公开发表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请愿团见汪氏态度如此，愤而将请愿书转呈北洋政府总统府。在等待答复期间，余伯陶广泛联络全国各地及海外支持中医药事业人士，他们有的在报章上公开发表声明，有的直接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声势和力量不容小觑。在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北洋政府以教育部名义答复余伯陶等人的请愿书，1月16日，北洋政府国务院也作出正式答复。北洋政府的复函一方面坚持中医教育不能再另外设置有关课程的法令，另一方面也正式肯定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提出“以科学为本，沟通中西”。
此后，北洋政府虽然仍未在大学医学教育中单列中医，但对于社会上举办中医学校的申请基本上是来者不拒。1915年，上海中医药专科学校提出办学申请，北洋政府教育、内务两部火速批准，这是“漏列中医案”之后首家获批的中医学校。此后在京、沪、广州等地，先后有多家中医学校获批。“漏列中医”事件以西医未获全胜、中医未致全败而收场。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招生广告
余云岫与杜亚泉的学理之争
民国初年教育部“漏列中医案”没过去几年，新文化运动兴起，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对传统的文化、思想、观念、技艺进行猛烈批判。借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以科学自居的西医对以传统为根基的中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场中西医学之间的学理大论战开始了。
1915年，国内西医界成立了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中华医学会，会员虽然师出多门，有留美、留德、留日之别，但在反对中医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否定的，首推余云岫。余云岫是浙江人，在日留学多年，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汉医”专习西医取得的巨大成绩，立志将现代化的医学普及到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特点反倒阻碍了现代医学（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要想推广西医，必须将中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推翻。1916年，余云岫刚从日归来，就撰写了《灵素商兑》一书，“灵”指《灵枢》，“素”指《素问》，是古代中医理论的基础，“商兑”意思是“商量斟酌”，是很客气的说法，虽然书名说得很客气，但对中医的批判却是毫不留情。
余云岫与《灵素商兑》
1920年，余云岫又在《学艺》杂志上撰写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以中药为靶子对中医展开了猛烈批判。余文刊出后，在中医学界尚未开始反击之际，一位不是中医学界业内人士的翻译家、出版家杜亚泉挺身而出，撰写《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回应。杜亚泉也是浙江人，虽不是专门的中医医师，但医学造诣很深，对中医有很深的感情。除了杜亚泉之外，恽铁樵、杨则民、陆渊雷、叶古红、陆士谔等医学名家，也加入了这场中西医的学理论争，一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杜亚泉
医学理论之争，笔者是门外汉，无法做出判断。据学者的研究归纳，余云岫批判中医的基本出发点是全盘否定“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为基础的中医学理，但有限肯定中医的实际疗效，这也成为后来西医批判中医的理论出发点。杜亚泉的立足点是在肯定西医的进步和科学的同时，竭力为中医寻找“科学”基础，找出西医、中医的共通之处。
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余云岫、杜亚泉等为代表的西医、中医学理之争虽然很热闹，但影响所及只是在学界，双方是君子之争，没有造成什么实质影响。但十年之后出现的中医存废之争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闹得是沸沸扬扬、举国皆知，甚至影响到了高层意见。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刘本人是留美哈佛医学院毕业，另外出席会议的十几名代表如颜福庆、伍连德、陈方之等人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人士，没有一个中医界的代表。这些西医界的头面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时中国的卫生行政，当时中医界人士嘲笑他们是“牧师神父管和尚”或者“猫来管咸鱼”。在这次会议上，由余云岫领衔，向会议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所谓“旧医”就是指中医。当时双方相互攻讦，西医称自己为新医、中医为旧医，中医称自己为国医、西医为洋（西）医。卫生部在对余云岫的提案讨论后，鉴于提案过于激进，对其进行了修改，最后推出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进行了如下规定：一、中医登记期限截止到明年，此后不再受理；二、禁止创办中医学校；三、禁止新闻媒体对中医的宣传报道和推介。
这份废止中医的提案总的原则是让现有的中医继续执业，但不能纳新和培养接班人。等这一批现有的中医人员逐渐离世后，废止中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方案本身不算激进，但如果真要贯彻实施，最多几十年后，中医也就消失了。《方案》一出，在社会各界引发轩然大波，中医界同声反对，接连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刊登反对方案的文章。以陈存仁为首的上海中青年中医代表奔走呼号，联络全国中医界代表集体行动。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对废止中医提案进行了声讨。会后，中医药界组成赴京请愿团，赶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等请愿，强烈要求撤销废止中医的提案。后来，这一天被中医界确定为“国医节”。
请愿团部分代表
请愿团在南京期间，先后受到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叶楚伧、李石曾等国民政府头面人物的接见，3月24日，蒋介石短暂接见了代表团。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薛笃弼是个医学门外汉，没有医学教育背景，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缘于他是冯玉祥的人，蒋介石为了安抚拉拢冯玉祥，就给他这个冯系人物安排了这样一个非重要岗位。薛笃弼虽任部长，但对医药卫生事业一窍不通，他在废止中医案中并没有起到核心和关键作用。冯玉祥是中医的坚定支持者，他得知此事后将薛笃弼狠狠训斥了一顿。当时国民政府中蒋介石、汪精卫两派明争暗斗，汪系人马中褚民谊是留法医学博士，对废除中医非常积极，汪精卫也倾向于支持废止中医。有这样一种背景存在，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医学竞争了，成为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工具。最终，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和社会稳定，不愿让此事再发酵扩大，将废止中医案暂行搁置，不予执行。中医界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1936年《中医条例出台》
自民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教育两部门都掌握在曾经留过学的“新派人士”手中，尤其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清一色的都是西医派，极少有中医背景的人任职其中。废止中医案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悬在广大中医医生头上的利剑始终威胁着中医药事业。中医要想长期生存发展下去，必须要取得官方的认可，获得正式的“名分”。1930年1月，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中医团体）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申请，要求建立一个准官方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国医馆，这一提议得到了谭延闿、胡汉民、朱培德、陈立夫等中医拥趸的支持。次年5月，中央国医馆正式建立，成为一种半官方、半学术的研究机构，陈立夫任理事长。成立国家级的中医研究机构是中医事业的重大突破，下一步则是如何推动立法，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医的地位，该问题迫在眉睫。
中央国医馆理事合影
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了《西医条例》，但《中医条例》却迟迟未动，没有进展。1932年，中央国医馆向行政院呈辞，要求尽快制定《国（中）医条例》，但由于当时行政院由汪精卫一派把持，汪氏一直主张废除中医，这样的申请和提案自然不会获批。1934年，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再次组成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尽快颁布《中医条例》，南京、南昌等地的中医停业一天，以示支援。但由于汪系人马把持的行政院消极沉默，采取拖延手段，这次请愿无果而终。一年多以后，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大，会上由冯玉祥领衔，80余人提出了要求政府对中西医应该平等对待的提案。由于这次提案者地位高、影响大，加之风传全国中医代表又要进京请愿，国民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1936年1月，在中医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医条例》终于出台，中医地位以法律形式得到了确认。《中医条例》颁布不到半年，行政院又公布了卫生署（即原卫生部）制定的《中医审查规则》，明面上是对条例的细化、具化，但实际上是将《中医条例》翻转了180度，该《审查规则》规定中医审查由卫生署负责执行，但当时卫生署里都是西医出身，没有一名中医出身者。这下中医界又被激怒了，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医界代表30多人在南京请愿，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经过激烈争辩，在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两项有利于中医的提案：一是中医列入学校教育，二是全面落实中、西医各项平等待遇。几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西医之争也因此被搁置了。
抗战胜利之后的中西医之争
抗战胜利之后，原本被搁置多年的中西医之争硝烟再起。虽然此时汪精卫等坚决反对中医的政府高层势力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由西医把持的局面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千方百计想着消灭或收编中医。
1946年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两所中医院校。两校联合上海各中医团体多次交涉未果，最终还是被勒令关闭。此后，在四川、广东等地，也有中医院校被取缔。当年9月，南京政府卫生署通令各地卫生局，禁止称中医为“医师”，同年11月，又规定禁止中医使用新药，中医事业再次受到不公正对待。
为此，全国各地中医界奋起反击，成立了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发起了全国中医请愿团。1946年11月，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贯彻执行此前公布的中西医平等议案，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并未理会。这次政府的置之不理，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直接引发了1947年3月中医界的抗争浪潮，从3月至5月，南京、上海、长沙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医界抗议活动。
1947年中医界请愿团部分代表
5月30日，在南京的中医界请愿代表郑曼青、覃勤、谢汇东等十余人，带着铺盖冲进南京国民政府大院，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出面接见。由于当时内战爆发，蒋氏无暇顾及，请愿代表最终被军警强行驱离。1948年5月，陈存仁等中医界的国大代表向国民大会提出了推动中医发展的议案，也被行政院否决。此后南京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无暇顾及中西医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确立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中西医从互相对立变成了协同合作。
回顾近代以来的数次中西医之争，其中既有医学理念之争，也有中西医从业者之争，还夹杂、渗透着派系斗争，影响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其实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样的争斗又何必呢？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就是好医，笔者由此不禁想起了一则小品中的经典台词——看疗效！
主要参考资料：
刘理想著，《中医存废之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
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郝先中，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2005年4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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